最高法院拒审 Dolby v. Unified Patents：IPR「真实利害关系人」披露之争尘埃落定——中国企业 PTAB 攻防的新规则
2026年6月2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Dolby Laboratories Licensing Corp. v. Unified Patents LLC（最高法院案号 No. 25-1011）一案中裁定拒绝调卷复审（denied certiorari），由此维持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CAFC）2025年6月5日作出的先例性判决（CAFC 案号 No. 23-2110）。该判决确立了一条对所有在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多方复审程序（IPR）中博弈的当事人都至关重要的规则：《美国发明法案》（AIA）并未赋予专利权人一项独立的、要求 IPR 请求人识别全部真实利害关系人（Real Parties in Interest, RPI）的「信息权」。对于高度依赖 IPR 攻防的中国企业而言，这起案件与 USPTO 近期的政策反转叠加，意味着 PTAB 战场的规则正在被重新书写。
案件背景
本案源于一起针对 Dolby（杜比实验室）一项视频解码「预测方法」专利的 IPR 程序。请求人是知名的「代理型」请求人 Unified Patents LLC——这类实体以会员制方式，代表众多成员企业对专利发起无效挑战，从而为真正的被诉方提供一道「防火墙」。在该 IPR 中，Dolby 主张 Unified Patents 隐瞒了多达九名未具名的真实利害关系人，要求 PTAB 责令其披露。
然而，PTAB 在立案时并未就 RPI 问题作出裁断，在最终书面裁决中亦基本回避了这一争点，理由是：本案不存在任何因 RPI 而触发 35 U.S.C. § 315 时限禁止（time-bar）或禁反言（estoppel）的情形，也没有证据表明 Unified 蓄意遗漏 RPI 以获取程序优势。耐人寻味的是，Dolby 最终赢得了该 IPR——其专利权利要求被维持有效。正是作为「胜诉方」的身份，给其后续上诉埋下了致命的程序障碍。
CAFC 的裁决：胜诉方缺乏宪法第三条「事实损害」
Dolby 不服 PTAB 未责令披露 RPI，向 CAFC 提起上诉。CAFC 以缺乏美国宪法第三条（Article III）所要求的「事实损害」（injury-in-fact）为由驳回上诉。法院认为，专利权人或许有权在 IPR 程序「进行中」对未具名的 RPI 提出质疑，但 AIA 并未赋予其一项可独立主张的「识别 RPI 的信息权」。
在向最高法院递交的调卷申请中，Dolby 援引 35 U.S.C. § 312(a)(2)——该条要求 IPR 请求书必须「识别全部真实利害关系人」——主张 CAFC 的判决「掏空了国会赋予专利权人的保护」，并竖起了「与法条文本、结构和历史不符的人为壁垒」。Dolby 还援引最高法院 TransUnion v. Ramirez（594 U.S. 413, 2021）一案，主张只要「信息缺失妨碍了原告使用该信息的能力」即足以构成事实损害。美国政府则提交反对意见书，指出 Dolby 身为 PTAB 程序的胜诉方，本就难以证明损害，本案并非阐释该问题的「合适载体」；最高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一立场。
政策背景：RPI 披露要求的恢复与「外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
这起案件不能脱离 USPTO 的政策大转向来理解。2025年10月，USPTO 局长 John Squires 向 PTAB 全体行政专利法官发出备忘录，恢复了请求人在立案前即须识别全部 RPI 的要求。具体做法是：撤销 2020 年 SharkNinja Operating LLC v. iRobot Corp.（IPR2020-00734）的先例地位（该裁决曾使 RPI 分析在立案阶段大多变得非必要），转而将 2015 年的 Corning Optical Communications RF, LLC v. PPC Broadband, Inc.（IPR2014-00440）指定为先例。
Squires 局长明确指出，恢复这一更严格要求，意在堵住「外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foreign state-backed actors）」利用宽松 RPI 标准操纵 PTAB 程序的漏洞。换言之，最高法院虽拒绝从宪法标准层面强化专利权人的「信息权」，但 USPTO 已通过行政手段，从立案门槛层面大幅提高了请求人的披露义务。这一「司法收紧、行政更紧」的组合，正是中国企业必须读懂的关键。
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无论是作为专利权人（被挑战方）还是作为 IPR 请求人（挑战方），中国企业都应重新评估自身的 PTAB 策略：
作为 IPR 请求人，披露义务已实质性加重。在 Corning Optical 先例恢复后，请求人须在立案前如实、完整地识别全部 RPI。中国企业若通过行业联盟、代理型请求人（如 Unified 模式）或关联公司发起 IPR，任何「隐名」安排都可能在立案阶段即遭质疑，甚至导致程序被终止或事后被认定 RPI 不实。
警惕「外国行为者」标签下的额外审查。Squires 备忘录将矛头直指外国国家支持的行为者，中资背景请求人很可能面临更严格的 RPI 穿透审查。提前梳理出资方、控制关系与受益主体，做好书面证据留痕，至关重要。
RPI 直接关系到 § 315 禁反言的边界。被正确具名的 RPI 将受禁反言约束，不得就同一专利重复发起特定挑战；反之，遗漏 RPI 可能为对手保留「二次进攻」的空间。无论攻防，都应将 RPI 认定纳入整体诉讼布局，而非事后补救。
作为专利权人，「信息权」之路在司法层面已被堵死。本案确立：即便你赢得了 IPR，也很难仅凭「对方未披露 RPI」为由成功上诉——你缺乏宪法第三条标准下的事实损害。真正有效的抗辩时机在 IPR「程序进行中」，而非裁决之后。中国专利权人应在程序早期即就 RPI 提出有针对性的质疑，并尽量与时限禁止或禁反言挂钩。
善用 USPTO 的行政救济，而非寄望于法院。既然强化 RPI 披露的动力来自 USPTO 行政政策，中国企业更应在 PTAB 程序内充分运用立案前披露要求，通过程序动议迫使对方亮明真实主体，把「信息权」在行政层面用足。
案件展望与结语
最高法院的拒审，意味着 CAFC 关于「AIA 不赋予识别 RPI 之独立信息权」的先例在可预见的未来将持续约束 PTAB 实践。但真正的变量在行政端：USPTO 通过恢复 Corning Optical 先例，已把博弈重心从「裁决后上诉」前移到「立案前披露」。对中国企业而言，PTAB 既是抵御美国专利主张的高效武器，也是一处规则正在收紧、对「外国行为者」格外敏感的雷区。与其在败诉后寻求司法救济，不如在程序起点就把 RPI 这张牌打清楚、打干净——这既是合规要求，也是攻防成败的分水岭。